作者：杨进发

引言

战前星加坡的福建会馆，如果不是星华地缘组织中最主要的社团，那无疑是此种组织中最重要的社团之一。论其组织之严密性（1929年改组以后），会员之多众（1000余位），经济实力之雄厚，社会影响力之巨，以及其领导层气魄之博，乃其他地缘社团所无以比拟与匹配者也。惜有关战前福建会馆的原始资料大都散失，而有关战前福建会馆历史的文章更是少见。本文仍依采访与参阅星洲与南洋等旧报导所得，主要在讨论1929年改组前后的福建会馆以及其与星华社会之关系。遗漏或错误之处或难避免，其写作目的在抛砖引玉，希望该馆历史能够更早的得到重写，亦希望该馆战前的一段历史能够得到星华社会更广泛的注意。

1929年以前福建会馆

位于直落亚逸街的天福宫是新加坡故福建会馆的前身。天福宫开始建筑于1839年，迨1850年始落成立碑。因而福建会馆的历史可溯源于1839年前后是正确的。至于1839年以前，新加坡福建人的总机构为恒山亭大伯公庙（建于1830年），这庙与天福宫落成仅差20 年而已。福建会馆一名是否出自1860年前后，这倒是值得讨论的。笔者认为福建会馆一名乃始于1915年，而在此以前天福宫之名一向为闽人与社会人士所应用。此结论根据两种资料。第一项资料出自1898年之海峡华人杂志（STRAITS CHINESE MAGAZINE），其中有一篇关于〈新加坡华族的社会组织〉文章，提出是闽人议事常聚集在直落亚逸街的天福宫或福建庙内。此1898年的文章并未指出福建会馆的存在。第二项资料较为重要，盖它乃出自福建会馆座办王会仪之手。此资料可见于1927年11月28日南洋商报上，标题为“福建会馆征集会员捐启”。此文提出“新加坡之有福建会馆始于民国四年，馆章虽文………”，而此福建会馆乃于1916年5月25日获得华署免注册之利益。

根据该第二项之重要资料，闽帮会议皆附于天福宫之画一轩内。历来公举总理三名，保管宫业及麒山亭义冢（有议事簿相薄承自1866年），而辅以宫中各轩议所交卜之值年福首（俗称炉主头家），合五股头30余号商为议事，凡所提议一经画诺，互相传布即依议而行，如禁娼一项，不立禁条，不刊广告，不费分文，但凭一口宣传，能使全闽侣皆知为无廉耻之丑业。在1915年新会章成立时，天福宫组织并不严密且有欠民主。盖天福宫并未有会员登记，每届选举最多仅限三五十家商号或闽侨闻人而已。由于未有会员注册与登记，绝大部分闽人不但非为会员，且没有投票与议事之权力。其次，天福宫每议事，似未有会议记录，盖每议一事，一经会董画诺，仅凭一口宣传等。

在1915年以前，天福宫曾举办各种慈善与教育事业：如裁判三年一举之迎神会，准用灯彩鼓乐，禁装抬阁点景，每次迎神会可节省糜费4、5万元之谱；另一为裁制7月普渡，年省糜费亦以万计。在教育方面，1906年道南学校之创立便为一例，不过星华最早的学校名崇文阁者（成立1849年），并非天福宫所建，乃闽人陈金声所创立者。不过，崇文阁是设在天福宫之内乃是事实。以上皆未有会馆以前的成绩。

福建会馆1915年成立，乃由于民国初兴，议者以画一轩太过迫狭，不适宜大会之议所，故决定就崇文阁之右廊并另一住屋，加以改造成为会馆。其建筑费则取诸其宫中而用之。民国4年，福建会馆落成，侨情益洽，添办崇文初等小校（后改成为女校），崇福女校，且由律师订立会馆章程，以补从前未备。惜笔者尚未能一睹1915年会章，故未能给予介绍。当1916年殖民地政府准予豁免注册时，其名乃为天福宫福建会馆（Thean Hock Keong Hokkien Huay Kuan）。

从1915年至1929年福建会馆改组成功，薛中华（商会会董及汇丰银行买办等）与陈仙精等连续担任总协理凡15载，由于资料不够齐备，故尚难总结薛、陈等领导下福建会馆的成绩。在薛、陈任内，薛中华曾于1923年以福建会馆主席身份，成功地调停了福清、兴化二籍车夫打斗的事件。1924年福建会馆组织董事部，筹赈义款以助同安县横遭战祸之灾民。结果，该董事部共筹得2万790元星币。不过，在薛、陈二公等领导下，新章程虽立，却迟迟未实行，故有会馆虚名而无会员之实录，每届选举办法，座办都得稍诸用心，免得棘手多多。至于新章未能实行原因，福建会馆本身仅谓“原因复杂，非穷源推本改弦更张未能贯彻也。”（南洋商报28/11/1927）

福建会馆改组原因与后果

1929年新加坡福建会馆改组，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组织不够严密，遂致导会务之散漫与会董集中在少数人身上。福建会馆名为闽帮最高机关，确未有会员登记与注册，原来谁是会员与非会员，谁有权投票选举问题，便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没有会员登记，哪来董事，哪能代表闽帮发言，这是一个“合法”与“不合法”的问题。薛陈等能够连任10余年总协理之职，一来在于章程组织之不周，二来在于大部分星闽人对闽侨事冷淡的结果。再者，天福宫每年之入息与开支每每尚欠清楚，据陈嘉庚等人之估计，天福宫每月入息约2000 余元，每年最少则在万元以上。此丰厚之收入，大可用于慈善与教育等事业上。从组织与会务散漫问题，牵连到利用天福宫入息以举办闽帮各事业，便成为改组福建会馆的第二个迫切因素。

事缘1927年福建会馆属下之道南学校欠缺选举总理与财政等职，爱同学校该届投票甚寡，故陈嘉庚与薛武院两者再度联任两校之总理与财政职。陈嘉庚本人已连任道南学校之总理凡10年，对于闽侨商家之冷漠选举与其本人连任年年感到不耐其烦，于是登文于南洋商报（1927年6月18日）呼吁闽帮人士到福建会馆开大会商讨办法，以便解决连任之问题等等。在是年6月25日所召集之第一次闽侨大会，出席者仅寥寥10 余人而已，其中讨论闽侨学校宜统一董事部，而福建会馆每年入息万余元，其董事部应管理闽校以归划一。由于6月25日出席人数少，陈嘉庚等再登报呼吁闽侨出席7月16日之大会，结果在该大会中议决本坡闽侨所办之学校宜归福建会馆董事部统辖，将逐年馆业长息及公筹捐项补助支配各闽侨所办之学校。此外，该日大会并组一“改组福建会馆董事兼教育委员会”，举委员12名，以办理改组福建会馆，统计闽侨学校及其经费问题。以陈嘉庚为首的委员会，应用怡和轩俱乐部为办事处，屡次与福建会馆负责人办交涉改组事，其过程甚为缓慢。经过了好几个月的磋商，
福建会馆始于1927年11月底登报征集会员，凡侨闽之优秀份子，有正常之职业而愿认捐基金者，即可为永远会员，且可被选为会董。征收会员与基金共费了四五个月，不幸陈嘉庚等于1928年5月组织“山东筹赈会”而把改组福建会馆一事迟缓进行。待“山东筹赈会”于1929年正月结束后，始有福建会馆之选举，选出委员40名，候补委员10名，共50名，且采四委员制。中选40名委员各有所职，其分配如下：常务委员五人，监察委员五人，经济科五人，教育科七人，总务科八人，建设科五人，慈善科五人。此乃1929年3月，改组福建会馆大功告成。自改组后，
陈嘉庚连任福建会馆主席凡20载之久。

第三个改组原因乃陈嘉庚与薛中华两领导人物的利益冲突问题。据可靠的采访消息，陈嘉庚曾向汇丰银行借款，而未直接通过该银行买办薛中华，造成了陈薛之龃龉。陈嘉庚直接向该行之总理借款，而曾此事内提供5000元之款项以酬报薛君，然薛君不满之气仍然未消。在陈嘉庚等人改组之议开始后，薛氏对陈嘉庚更为气愤，曾函华署控告陈嘉庚为一“颠覆份子”。陈曾反控薛为一“买办”而谓，“买办”无领导闽侨之资格。陈薛之争便加强了陈嘉庚改组福建会馆的决心。

华人政务司署对陈薛之争与改组福建会馆知悉颇深。华署支持陈嘉庚改组便决定了薛中华失败的命运，盖薛中华被华署认为是闽帮的保守派而陈嘉庚等则为前进派（见华人事务月刊，Monthly Review of Chinese Affairs，1931年3月第7期），前进派人物较有把握推动闽侨的慈善与教育事业。再者，陈嘉庚的声誉在“山东筹赈会”前后已达日中天，闽侨与星华社会已赏识了他的才能与气魄，故改组福建会馆兼统筹统办闽侨教育事业，非陈嘉庚领导不可。有了华署的支持与陈嘉庚本人雄厚之经济与社会地位为后盾，福建会馆改组遂于1929 年3 月初成功。

改组以后的福建会馆

在陈嘉庚领导下的福建会馆，会务进展蓬勃而有生气。福建会馆五科都能各尽所能，为闽侨福利作出贡献。教育科方面，初在何葆仁博士与后来之陈万安、庄丕磨、林庆年领导下，接办道南，爱同与崇福三校，及津贴新加坡闽侨所办的其他八校（如崇正，丹诏，兴亚，华南，彰德，振东，光洋等），以达统筹统办目的。教育行政之统一，方便各校校务进展之整顿与策划。在教育科成立后不久，福建会馆尚聘请一教育指导员以指导及联络各校，这是闽侨教育亦较有组织的例子。较后，福建会馆教育科上成功地推行统一小学会考及划一课本等制度，对闽侨教育发展颇有贡献。经济科方面：其成绩亦甚可观，在叶玉堆等领导下，福建会馆收入亦渐有起色。改组以前，福建会馆每年仅收入2万余元，但改选以后（1930年）会馆收入共达8万余元（其中3万余元乃旧董事移交而其他则出自会员与闽侨月捐等等）。就以1930年而论，津贴与接管闽侨各校共费去5万余元之数目。不过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笼罩下，福建会馆之经费乃是入不敷出的。改组后的福建会馆每年之收支都有数目字可
查，这较1929年以前进步得多。至于总务与建设二科，除了其独有之职权外，此二科最大的贡献可能便是1935年推动的改良劣俗与华人丧仪。福建会馆除废止所属神庙年例迎送香亭之外，且联络星马两地闽帮各属会馆改良丧仪。此改良丧仪之内容大体如下：停柩三日出殡，至多勿留七日；停柩在家，亲友勿设宴及赌博；出殡时，勿抬迎挽联或其他旗帜等等。其实，此项改良丧仪之运动与主张早已在30 多年前便为林文庆所提倡。不过，其主张显然不为华族社会所接受。要不然，福建会馆亦无须在30余年以后再旧事重提。为改良丧仪之收效起见，福建会馆负责当局曾设小组，轮流到大小坡演讲。陈嘉庚，侯西反，周献瑞，黄奕欢与洪宝植等都曾在台上大声疾呼，发挥改良丧仪之理论。

除上所述各科之成绩以后，福建会馆1930年亦曾设立一特务委员会，此委员会仍直接嫡属于常务委员会之下。此特务委员会属下包括周报委员会，负责出版周报；演讲团委员会，负责演讲及宣传与会馆有关之问题；产业信托委员会，委员为陈嘉庚、林戊己、李振殿、叶玉堆、李俊承等五人，负责保管福建会馆之各项产业；以及剧务委员会，发扬华语闽语话剧，推动会馆经常举办之游艺会等等。由此可见福建会馆组织已趋详尽，其各科与各委员会负责人办事能力都颇强，故福建会馆30年代的会务大都具有启发性、社会性、改良性质的。

在陈嘉庚领导下的福建会馆，和社会国家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例如30年代初期福建会馆与星马闽侨会馆等所搞的救乡运动，亦都有始有终，曾筹款助四位星马闽侨代表于1933年返闽考察，以便在返马后提供救乡办法。又如128事变，福建会馆曾主动促请中华总商会召集全侨大会，以便致电美国与国际联盟促彼反对日军强占辽宁等事。此外，福建会馆曾于1934年为河水山火灾难民而设立一救灾委员会，负责演剧与筹款，结果福建会馆共募得5万3000余元，分别发给待赈之灾民3000余名以上。1935年8月间，福建会馆为闽南大水灾而设立“闽南水灾等筹赈会”，此筹赈会除向个别商家募款外，亦设水灾游艺会以赈款，结果筹赈闽南水灾共得叻币3万2000余元，合共5万2000余元国币。以上种种，反映了福建会馆已逐渐脱离帮的局限性与狭窄性，开始搞社会国家问题有关的运动。918事变之反应与河水山筹赈便是很好的例子。

福建会馆改组的历史意义

从一个涣散的会馆变成一个有组织与有目标的团体，是一个革命性的过程。陈嘉庚领导下的福建会馆，主要团结了新加坡人口最众多与实力极强大的漳泉两州的侨民。漳泉两州的精华，泰半集中在福建会馆的旗帜下，为闽帮利益效劳。从新加坡福建会馆的大团结，影响到马来联邦各闽侨会馆的大团结，因而有30年代星马两地闽侨的救乡大会以及马来亚闽侨联合等组织，这无形中巩固闽人对帮权的观念与闽人的帮派实力。

其次，福建会馆集中了主要的漳泉为首的人才、财力和物力。漳泉人才辈出，较年长的一辈有陈嘉庚、蔡嘉种、李振殿、侯西反、周献瑞、李俊承、陈延谦、邱国瓦、王督世等等，年轻的少壮派包括李光前、李庆年、陈六使、叶玉堆、林邦彦、黄奕欢、李玉荣、王盛治、王书丹、胡少炎、李春荣、胡载坤等等。可惜，这批少壮派人物缺少了两位主要的主角：何葆仁博士（1929年4月离星抵马六甲）与陈万安（1929年底被政府调到梹城任职）。此两位中英文水准极佳，为不可多得之智囊。试观以上各人，莫不都是能够独当一面的领导人物。年长的一辈大都是有经验的组织办事人才，至于年轻的一辈，虽说经验不如长者老到，他们个个都能在福建会馆的职位上吸收工作与领导经验，成为社会领袖。在30年代，这批少壮派已出人头地者有林庆年（几度商会正副会长）、李光前（商会会长）、陈六使（商会副会长）等。论财力，这批人物大都是富有的商家：树胶种植、贸易与工业家、银行家、保险家等等。他们可谓执星华经济之牛耳。有了人力、财力与物力为后顿，福建会馆才能够发动庞大，持久的社会运动，才能够对闽帮社会与星华社会做出非凡的贡献。

虽然，陈嘉庚曾经几度攻击帮派与帮派观念，这是超时代的举止言论。不过，陈嘉庚毕竟还得巩固闽帮帮权与组织，从而逐渐领导超帮的社会与政治运动。福建会馆对陈嘉庚的贡献主要在于提供地缘组织的地盘。这地盘的用处很多，首先，这地盘允许陈嘉庚以主席的身分，为新加坡闽侨利益发言。换言之，陈嘉庚是闽帮的最高组织领导人。其次，这地盘允许陈嘉庚动用主要以漳泉两州为首的人、财、物三项资源，作为发动社会与政治运动的资本。如果没有闽帮人力、财力、物力的积极与忠心的支援，陈嘉庚安能获得非闽帮社会的同情与帮助。换言之，如果未获得闽帮领导层的支持，陈嘉庚或许未能放胆发动“星华筹赈会”（1937年）与“南侨筹赈会”（1938年）等等运动，职是之故，福建会馆的改组，无形中奠下了陈嘉庚领导华族社会与政治运动的主要基石。其他的基石包括怡和轩俱乐部的领导权与树胶公会的影响力。此三者都和陈嘉庚成为超帮的政治与社会领袖是分不开的。

稿于南澳•1976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