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福宫发现的光绪御书匾额墨迹，虽是历史遗物，但是，它真的就是光绪皇帝亲笔写的御笔真迹吗？

当时发现在场的中国文物专家，曾断言它就是真迹。

其实，这是个鉴定问题；例如故宫收藏书画中，就有不少假画，不能因为一见是皇帝收藏，就立刻肯定一定是真迹。

只要对清朝宫廷情况有所了解，就会知道，许多所谓“御笔之宝”，其实是由别人代笔，并不是皇帝自己动笔的真迹。

中国宫廷的代笔

代笔，在中国翰墨世界，是很普遍存在的现象，从民间书信，到名士书画，及官方文件，都有代笔的情形。

在清宫，据规定，皇帝常会赏赐御书给大臣，如内外臣僚官至二品，依制可受赏御书“福”字，年过50 者可赏“寿”字；但是皇帝书法未必好，而且也未必有这么多时间，于是这种应时因事的特别赏赐，往往就由南书房的翰林负责代笔。

清朝康熙时，就曾把内务府所属的文书馆，改名御书处，专门负责“勾摹御笔事宜”。

末代皇帝溥仪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说过，皇帝“写大字匾额，是由懋勤殿的勾字匠描出稿，或南书房翰林代笔。什么太后御笔或御制之宝，在清末大都是这样产生的”。

溥仪也说过，他当年赏赐给张勋的许多御书，都是南书房翰林代笔；甚至他为其英文师傅庄士敦著作所写的“御序”，钤有“宣统御笔”大红印，也是郑孝胥代笔。

慈禧太后的书画，也多数由宫中女画家缪嘉惠代笔，大字御书，则多由南书房的翰林代笔。

不仅宫中如此，后来许多中国领袖名人，也都有代笔人，如孙中山身边，就有田桐、田桓兄弟，常为他代笔；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因手伤不稳，多数指令书法，则出自俞国华（后来曾任台湾行政院长）之手。

当然，也不是所有皇帝御书，都是出自代笔，尤其是清朝早期的几位皇帝，书法都不错，经常亲自动笔，只有咸丰以后，代笔才成常事。尤其是书写匾额，这种书法，称为“榜书”，又称“擘窠大书”，要求字大方正，常需以横直划线为方格，虽有匠气，却不是一般轻易可写得好。

南书房的翰林，最擅长于写讲求黑亮方正的“馆阁体”，自然也都能写得一手堂皇的“擘窠大书”，所以，几乎所有恩赐大字御书，都是出自他们代笔。

三幅‘御书’都是代笔

如这三幅 “御书”：

①是光绪皇帝颁赐给北洋大臣李鸿章的 “福” 字；

②是 “慈禧太后御笔之宝” 所写的 “福”、 “寿” 二字；

③是钤有 “宣统御笔之宝” 大红印的 “福寿” 两字；

这三幅皇帝和太后的 “御书”，书法字体（尤其是福字）如出一辙，可见都不是他们自己的手笔，而是南书房翰林的代笔之作。

身边重臣一手资料

光绪皇帝自幼体弱，凡赐大字御书时，会由南书房翰林代笔，是很可能的。当然，这需要史料佐证；在光绪最后十年，一直在他身边的一位重要大臣瞿鸿禨，就留下了一段宝贵资料。

瞿鸿禨是湖南善化人，同治十年翰林，八国联军事变，他由学政解任，奔赴行在，召见称旨，而军机处正好缺人，由荣禄保荐入相当于核心内阁的军机处，当军机大臣。

由1898年到1907年，将近十年，瞿鸿 的官衔，是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这三个职位，相当于内阁高级部长，外交部长兼中央机要秘书，是几乎天天和光绪见面的人物。

瞿鸿禨在光绪身边九年多，直到光绪逝世的前一年，即1907年5月的丁末政潮中，才被光绪最痛恨的袁世凯逐出军机，这时，光绪也一病不起，次年10月即逝。

瞿鸿禨下台后，在上海当遗老，他曾写有《圣德纪略》和《恩遇纪略》两本书，前者写慈禧太后，后者写光绪，是极有历史价值的第一手清宫内廷见闻录。

他在所撰的《恩遇纪略》中就写道：

“回銮时（1901年），扈从南书房，止陆凤石（即同治十三年状元陆润庠）侍郎一人，途中两宫或赐神庙匾额及御制碑文，皆命臣瞿鸿禨撰拟进呈。回京后亦常奉命题御笔画，及篆写御宝御章；荣文忠与王文勤，戏谓予兼南书房行走。”

这段文字，清楚说明，当时的西太后和光绪皇帝，要“赐神庙匾额及御制碑文”，都是由他负责撰写，回北京后，他还经常得奉命题写“御笔画”，并说他因此常被同僚笑说是“南书房行走” —— 意思是充当南书房翰林的差使 —— 替皇帝写字。

这段记录，不但说明光绪皇帝赐神庙匾额，是由翰林代笔，甚至还说明，在这段时间里，瞿鸿禨就是他的代笔人！

‘御书’非亲笔

据报道，有中国文物专家认为，这件“御书”，确是光绪御书真迹。

他所根据的理由有三：

一， 这是写在黄绢上，在封建王朝时代，只有皇帝才可以在黄绢上写字，所有公卿大臣一概都不能在黄绢上写字；

二， 匾额上写御赐，又刻有九龙设计，当然是皇帝墨宝；

三， 从历史角度，戊戍政变失败后，康有为等逃南洋，所以光绪对南洋华侨有好感，因此写字给南洋华侨是合情合理。

其实，这三个理由，都不太成立。

关于黄绢题字，虽有此规，但如奉命代笔就可以，如许多翰林代笔的“御书”，都是写在皇帝御用的大红云龙库绢上，军机大臣的工作，就是代拟旨意，所有皇帝旨令，都是由军机章京（等于内阁机要秘书）所写，经皇帝认可，钤上有关的玉玺后颁赐；这是宫中常见的情形，绝不能说只有皇帝才可在黄绢上写字。

匾额有九龙设计，当然是代表这是皇帝御赐，但御赐的“御书”，和真正的亲笔书法，未必是同一回事（另文已分析详情）；还有从图片上看，匾上的龙似乎只有三爪，如果属实，这又和代表皇帝的五爪龙不同了。

再从历史角度，光绪颁赐此匾，已是戊戍政变九年后，这段时间，他已完全不能过问朝政，一切全由慈禧太后作主，如何还敢因康有为而向南洋华侨示好？真正的历史事实，是和当时满清政府需要华侨捐款有关，这方面的资料，笔者已有另文讨论。

毫无疑问，这幅从天福宫百年古匾上发现的黄绢书法，应该确是这件御匾的原迹真本，确是值得重视的历史文物。

但是，它只是代表光绪皇帝的御赐“御书”，并不是真正亲笔的“御书”，这两者之间，还是有所不同的。

真正亲笔 朱批文字

在清宫内阁部院档里，还存有一件光绪皇帝亲自朱批的奏折公文，是十分重要的 “证据”！ 这件奏折，是光绪十三年三月，日本横滨发生瘟疫，但当地华侨却平安无事，清朝驻日使馆，认为这归功于他们和侨领向当地关帝庙祈祷，结果关帝显灵保佑的结果；因此特别奏请皇帝，“奏恳钦赐匾额一方，以答神灵”，奏折中还写明“颁赐匾额一方，由臣祗领，转发该理事官敬谨摹制”。

光绪皇帝在奏折后，亲自以朱笔批写道：

“览奏均悉，著南书房翰林，缮写匾额一方，交徐承祖给领悬挂，以答灵贝兄而顺舆情”。

意思就是命令南书房翰林代写送去，让当地理事制匾额悬挂。

这件目前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清宫档案文件，正是光绪皇帝命令翰林代笔，赐神庙匾额的明证。

光绪书法有何特色？

除了考虑宫廷规矩和代笔习惯之外，要确定这件“御书”，是否光绪亲笔，最直接的鉴定法，还是要拿光绪真正亲笔文字，根据两者的书法行笔特色，进行比较。关于光绪的书法特色，前述的那位瞿鸿 ，他在所撰的《恩遇纪略》中也有记载，据他说：

“德宗（光绪）召见臣工，或以其人，或以其言，常有朱笔记载。宫内从容批摺，字必端凝，结体颜柳，丰神骏拔。召对之倾，则意存迅发，一笔常可数字，驰骤流动，逸态自生。枢廷承旨，恭拟缮述，领下时如奉朱笔张定，则另行照缮，恭进复述。”

这段记载说明，光绪的书法，是学颜真卿和柳公权两位的正楷书法，讲究端正，但有时却写得既快又潦草，常得瞿鸿禨另外重写过一遍。前面所引述的那件奏折上，可见光绪真正亲笔朱批的文字，基本上是合乎所谓“字必端凝，结体颜柳”的书法特色，但书势有偏倾习惯，笔划提顿，形具神怯，凝重不足。如果把光绪亲笔书法，和天福宫匾额上的“波靖南溟”四个字相比，虽然大小书体不同，但细看两者的行笔特色，显然有异，并不相同。

光绪御书翰林代笔

再从时间背景而言，天福宫的光绪御书，是书于1907年5月，这时，他已被软禁在瀛台近十年，体弱多病，第二年就凄凉地病死瀛台，以如此条件，要他写出“波靖南溟”如此神完气足、丰朗饱满的四字擘窠大书，显然也是不合常情的。

因此，有理由相信，天福宫这幅光绪御书原迹，并非光绪亲笔真迹，而是翰林代笔之作。

所以，这幅书法，应该是“御书原迹”，而不是“御笔真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