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杜南发
清朝道光八年（1828年），在新加坡南部，距离市区海港不远的石叻村口，有一座规模不大的华人庙宇建成，名为恒山亭。
这一年是1819年新加坡开埠后的第九年，恒山亭也因此成为新加坡最早有记录的华人庙宇之一，是早期福建帮及19世纪新华社会的领导机构，其重要性学者早有论著。
可惜这一个新华历史上的重要史迹，于1992年5月11日入夜时分的一场大火被焚毁，从此消失世间。
2012年我为筹备“蓝海福建”文物展，借得一件恒山亭“逃过火劫”的遗留文物《恒山亭重议规约》木牌，整理资料，觉得对此古庙的最后一章，还可略作补充追记。
1. 恒山亭未全毁于大火
目前所见文章均称恒山亭已在1992年全毁于大火，夷为平地，其实并未尽然。
根据《联合早报》在当年事件发生时的报道，火劫现场实况如下：
“位于惹兰红山，已有164年历史的恒山亭大伯公庙，昨晚被一场无情火烧毁，一名在庙内打杂的80 多岁老人活活被烧死。”
“大火在傍晚7时从庙后开始烧起，在短短一个小时内，便把这座有历史价值的古庙烧到只剩下四面墙壁和一个大门。门上那块立于1828年的匾额 ‘恒山亭’ 和对联‘恒德掭伯权恩流异域；山灵镇公位化被中华’侥幸没有被烧毁。”（《联合早报》1992年5月12日）
第二天《联合早报》更详细报道称：“具有164年历史的恒山亭大伯公庙，前晚发生火患后，如今只剩下残垣断壁，满目疮痍，而庙内挂着十多幅具历史价值的匾牌及碑文都已付诸一炬，损失重大。
“据恒山亭庙住持释妙源法师昨日受访时说，该亭内所有的匾牌都被无情的大火烧毁，熊熊大火也把置放在庙内柱头下的碑文烧至破裂，非常可惜。……该古庙供奉多尊神像，包括俗称大伯公的福德正神，城隍爷和注生娘娘等，但这些神像大部分被大火烧成灰烬，只有一些被熏得像火炭一样焦黑。”（《联合早报》1992年5月13日）
报道清楚说明恒山亭烧毁的主要是古庙的大殿，其整体建筑外围还大致保留完好。
当年事发现场拍摄的照片，也显示被火吞噬的主要是古庙大殿内部的祭祀陈设与木制匾额，大殿屋顶虽然烧得焦黑，但栋梁架构犹在，大殿及前庭、山门及左侧翼厢房均完好无损，虽然满目疮痍，但还未到残垣断壁、夷为平地的地步，只要进行重修，即可完整重现，至少可以保留新加坡早期唯一古庙的建筑结构原状。
庙内原有四则碑记文献，包括《恒山亭碑》（1830年）、《恒山亭重新开冢布告示碑》（1846年）、《重修恒山亭碑记》（1879年）及木牌《恒山亭重议规约五条》（1836年）。
其中立于道光十年的《恒山亭碑》，为新加坡现存最早系年文物之一，还有光绪五年《重修恒山亭碑记》，都是早期移民的重要生活史料，许多文章均称它们已在火中烧毁。
石碑遇火受损，理所当然，但有些也未必尽毁，例如中国东北吉林省最著名的古代高句丽国唯一文物《好太王碑》，在光绪初年发现时，因为碑石长满青苔，当地乡民奉命以火焚除苔，他们用牛粪加草将石碑糊满，等牛粪干后放火焚烧，经火焚后石碑破损烧裂，但碑上珍贵的文字还有保留，原来的1775字，火后仍有1600字可识。
当年恒山亭火后现场拍摄的照片，也显示这两通富有历史价值的石碑，虽被火烧过而出现裂痕和部分剥落，但并非全部文字均毁，特别是大殿左侧的最早的道光《恒山亭碑》上的许多刻字仍然可见，只有大殿右侧光绪《重修恒山亭碑记》局部断裂及剥落较严重，但也还保留有不少文字。
因此，这两通历史石碑，严格说来并未全毁于火，只要稍作处理，虽为残碑，仍是重要文物。
2. 恒山亭全毁于征用
因为恒山亭未全毁于大火，所以当年火后社会各界均认为应该重建。
当时福建会馆总务梁世海对此曾有清楚的说明，他说：
“恒山亭本来是福建会馆的产业，不过它已被古迹保存委员会列为古迹而加以保留，目前它的地段是属于政府的，庙宇则由福建会馆负责管理，福建会馆再交给妙源法师管理，妙源法师把香油的盈余捐给福建会馆作为教育基金。恒山亭的维修则由福建会馆负责。”
“在原则上，福建会馆是应该重建恒山亭的，……不过由于它的地段是属于政府的，即使福建会馆愿意重建恒山亭，也必须得到政府的同意。”（《联合早报》1992年5月13日）
因此，恒山亭火后，一直没有动静，大门深闭，大殿疮痍，庭院开始长出杂草，一片荒废冷清。但庙宇正门和围墙仍旧存在，“如果从正门经过恒山亭，还看不出它的内部只剩下一片废墟。”（《联合早报》1994年1月13日）
时间静静过了一年多，平地生波，静水起浪，出现突变。
1993年10月，福建会馆理事会一致决定重修恒山亭，并从会馆基金中拨出一笔50万元的款项，作为修建的基本费用。同时也聘请了建筑公司和工程师，初步拟定修建蓝图。（《联合早报》1994年4月8日）
1994年1月7日，福建会馆召开常月理事会议，正式议决重修恒山亭，并向当局提出申请，以保存这座福建人最早兴建的庙宇，延续现代福建人与19世纪初期福建先辈南来拓荒的历史脉络。
据福建会馆总务梁世海向记者说，恒山亭被烧毁之后，福建会馆理事会就研究是否要重修，并不断与当局磋商，而 “最基本的问题是坐落在红山路的恒山亭的地段不是属于福建会馆，而是属于土地局。恒山亭重修之后必须缴交地租和房地产业税，恒山亭是一个非盈利机构，要维持长期的开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况且，恒山亭只能够申请到临时使用准证，不能够确保是否长期使用该地段，因此，福建会馆曾打算放弃重修恒山亭的计划。但是，后来考虑到恒山亭是福建会馆的前身，是新加坡开埠初期福建人的领导机构，饮水思源，继往开来，于是决定重修恒山亭。……有关重修恒山亭的计划已经向有关当局提出申请，一旦获得批准就由该会馆的建筑组负责策划重修的工作。”（《联合早报》1994年1月13日）
正当福建会馆于这一年1月初正式确定筹备展开重修建工程的新闻见报后，情势突变，仅两个月，当时的市区重建局突然以极高效率，在3月19日就迅速发出信件，表明要征用这小片土地作为综合性的重新发展（《联合晚报》1994年4月8日）。
为了挽救恒山亭被拆的命运，福建会馆只能暂时停止修建计划，并立刻回信希望市区重建局能重新考虑保留这座古老的历史性建筑物（《联合早报》1994年4月11日）。
这个要求，结果当然是被市区重建局拒绝，这座百年古庙在火后又继续存在两年，终于在推土机的隆隆声中正式“全毁”，从此完全消失。今天走过公路旁这块占地只有866平方米的小块山侧地段，眼前仍然是空荡荡的一片草地，丝毫不见有任何“综合性的重新发展”影子。
3.“逃过火劫”的恒山亭文物
恒山亭因火患及土地征用最终消失，幸亏古庙原来的历史文物，还有一组神像和一件木牌留存人间。
这组神像，就是古庙原来供奉的主神大伯公及左右两个护神，它们都是真正经历大火而“火场幸存”的文物。
为何三尊神像能够如此“神奇”逃过火劫？原来当晚火患时，这三尊神像并没在大殿上，而是放置在大殿旁的厢房，没被大火波及，安然无恙。
当年恒山亭庙住持释妙源法师曾向报章解释为何主神大伯公会放在厢房而不在主殿，他说因为“十多年前这尊大伯公在夜间神秘失踪，相信是遭人偷走，过后才由警方取回，因此自那时起，为了避免类似事件发生，这尊大伯公像白天放在主殿里，供善男信女供奉及膜拜，傍晚时分古庙关上大门时，工作人员便把大伯公请回横房。”（《联合早报》1992年5月14日）
上述报章也报道，这三尊神像在火后已 “暂时安置在直落亚逸的天福宫”。12年后，因天福宫落架大翻修，才决定把它们“请”到福建会馆管理的金兰庙，根据福建会馆秘书处档案记录，神像是于2004年12月31日清晨7时 “请出天福宫”，继续供奉于中峇鲁金殿路的金兰庙。
据天福宫管理员洪金水口述，早年恒山亭大伯公神像每年都会请来天福宫“作客”一个月，这是延续百年前本地迎神绕境“妆艺”大游行的传统，当时每三年一度的妆艺大游行，主要就是迎送恒山亭大伯公、凤山寺广泽尊王、金兰庙清水祖师三神像到天福宫“作客看戏”；有此因缘，所以恒山亭火后大伯公才会先后送到天福宫及金兰庙供奉。
另一件重要文物，就是曾参加2012年“蓝海福建文物展”的《恒山亭重议规约五条》木牌，立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这是研究恒山亭及新华社会早期历史最珍贵的实物史料。
这块木牌，原本悬挂于恒山亭，60年代后期学者陈育崧记录本地碑石文字时，说明当时此木牌已经“存凤山寺”，是由洪锦棠送往南安会馆收藏。
洪锦棠是谁？他为何会把恒山亭木牌带往南安会馆收藏？
洪锦棠(1905-1982)原籍南安，是本地早年老报人，1905年生于新加坡，早年就读凤山寺的南明学校和福建会馆的道南学校，1922年曾前往中国福建的厦门大学深造。毕业回新先后在《叻报》、《星洲日报》、《新国民日报》、《南洋商报》服务长达30余年，由法庭记者当到采访主任。他热衷历史研究，早在1948年就在《南洋学报》及1949年《南洋商报》发表关于曹亚志的专文，被认为是最先发现曹亚志这位莱佛士登陆新加坡“先锋”人物的人（其实1906年《叻报》已刊登曹亚志事迹，故洪氏实为“重新发掘”曹亚志者），他也曾于1951年《南洋商报》发表《广福古庙发现反清复明珍贵史料》。
洪锦棠曾经在《南洋商报》发表《恒山亭的宝贵史料》一文（据吴华1979年撰写的《南洋研究学人简介》专栏文章），可惜不知道日期，未能找出此文，但他撰写的历史研究文章多数发表于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估计该文也应写于此时期，可见他对恒山亭十分熟悉。而他在1955年退休后，就到南安会馆担任座办，所以他很可能就是在这时候把《恒山亭重议规约》木牌带往南安会馆收藏。
目前未找到资料说明他这么做的原因，但无论基于何故，当年此举，却让这件珍贵文物 “逃过火劫”，确是对保护文物立下一功。
百年前，新华社会福建帮领导人云集一堂，为侨民社会福利运筹帷幄的恒山亭，存在164年后，终毁于火患，过后又继续存在两年，才在一纸征用法令下被夷为平地。幸亏还有金兰庙里供奉的三尊神像，及南安会馆收藏的一件木牌，继续留存，延续这一个新加坡早年历史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