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柯木林

国庆日的那个星期天，《海峡时报》高级撰稿员梁荣锦来电，问我对近期福建会馆办事处搬离直落亚逸街一事，有什么“comment”。次日（8月11日）本地中英文两大报章，都以显著版位报道这则消息。

其实，早在一个月前，已接获福建会馆的“搬迁通知”。或许事前早有风闻，只是未经证实，所以收到通知后并没有引起多大震荡。这次被询及，就认真地思考起来。于是翻箱倒柜，把那张已被遗忘的“搬迁通知”找出来。这张没有署期的通知卡，印有中英两种文字，这样写道：“兹通知新加坡福建会馆将于2014年7月18日，搬迁至信立路5号，新加坡邮区466781。秘书处的电话号码、传真号码和询问电邮保持不变。搬迁期间，即7月17日至20日，秘书处通讯设施可能会受影响，不便之处，敬请原谅。”

这短短95字的搬迁通知，结束了福建会馆盘踞在直落亚逸街174年的历史。自今而后，福建会馆的发展，将开展另一个新的篇章。相信这张“搬迁通知”背后所蕴藏的，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福建会馆在天福宫成立时即已存在。至今仍然保存完好的《建立天福宫碑记》（1850年）淸楚地记录了：“我唐人由内地帆海而来……食德思根，公议于新加坡以南直隶亚翼之地，剙建天福宫……道光廿年造成，宫殿巍峨，蔚为壮观……復于殿之后寝堂祀观音大士，为我唐人会馆议事之所……”

此碑刻文字证明了福建会馆创建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毋庸置疑。174年来，天福宫与福建会馆两位一体，扎根直落亚逸街（碑文写的是 “直隶亚翼之地”），成了新加坡的重要地标之一。

如果撇开感情色彩，放宽历史的视野，对此次福建会馆的搬离直落亚逸街（传统上新加坡闽籍人士聚集地），应如何解读呢？

前文述及，1840年福建会馆与天福宫同时成立。天福宫之前有恒山亭，位于石叻路（即今惹兰红山，Jalan Bukit Merah），是开埠初期新加坡华人社会的最高领导机构。恒山亭1828年始建，1992年5月毁于大火。 换言之，天福宫是从恒山亭发展过来的。从恒山亭到天福宫，其间仅12年的时间，新加坡华人社会的最高领导机构，地点从石叻路迁到直落亚逸街，新华闽帮领导层，也从恒山亭转移到天福宫。从这时间开始，天福宫–福建会馆两位一体的格局形成。

1849年，位于天福宫左殿的崇文阁创立，开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先河。天福宫右殿的庆德会（1831年），则是一个峇峇的组织。历史的沧桑，总是令人唏嘘不已! 如今，庆德会转为道观（玉皇宫），福建会馆办事处搬离直落亚逸街，只有天福宫与崇文阁“相依为命”。

这些变迁，对年轻一代来说，只不过是change of use或removal of office，没有什么値得大惊小怪的。但对年长者而言，不能无动于衷！

我将此次福建会馆的搬离直落亚逸街，做了一个不大恰当的比喻：“迁都”。迁都，国之大事也。中国历史上北魏孝文帝的迁都，是比较有名的。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为强化北魏王朝的统一，摆脱保守势力，把首都从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迁往洛阳，到汉族政治、文化发达的地方。迁都前有阻力，迁都后反对者亦不少。后来的历史证明，北魏孝文帝的决定是正确的。

会馆是众人之会馆，牵一发动全局。只要是变，是改革，肯定有不同的声音。凡事不论好坏，时间一久，就深入民心，就形成传统，是非对错已不重要。尤其是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一旦受到挑战，问题就来了。满清入关以后，因为头发问题（“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牺牲一批人。300年后，辛亥革命成功，清朝灭亡，也因为头发问题（“剪辫运动”），又牺牲一批人。当时的人们似乎已忘了300年前“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悲剧。1929年陈嘉庚改组福建会馆，提倡移风易俗，屏弃封建陋习，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同样的道理，今天福建会馆搬离直落亚逸街，或许有人反对；然而若干年后，如果福建会馆再次搬回直落亚逸，是否也会有反对的声音？福建会馆的“迁都”问题，是利？是弊？一切得看结果，只有长时间远距离看问题，才能得出正确的答案。是非曲直，历史自有定论，留待后人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