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杜南发

“天地生人一样心，为何贫富这分明。无钱说实无人信，有钱说虚句句真。

不信且看筵中酒，杯杯先敬有钱人。其余世事说不尽，且说当年过番边……”

在“波靖南溟”展厅入口，隐隐听到传来闽南老人苍凉喑哑的歌声，灯光晕黄，宛如置身黄昏暮色里的廊道，有一种朴实的古早味道，正慢慢撩开……

歌声是20多年前新加坡一位安溪老人留下的一段清唱录音，重复单调的歌语，平淡地陈述着自己的过去，如同讲述别人的故事，句句唱来，感觉仿佛很无奈，却又透露着歌者敢于离乡背井、走向异乡打拼的不屈精神。

唱的是《过番歌》，是百年前流传于闽南和南洋民间长篇说唱诗式的歌谣，以闽南俚曲小调演唱，带有劝世意味，叙述清末民初一个穷困农民，为环境所迫，漂洋过海到“番边石叻”（南洋新加坡）及“过州府”（马来亚）谋生的艰难过程。

南来的行吟

这首歌是早年南来移民艰辛经历和心情的真实记录，今天听过或知道的年轻一代已经不多，能够让大家重新听到这段古老的歌声，是一个很难得的机缘。

一些西方学者很早就注意到这部曾经几乎失传的民谣，如60年代荷兰莱顿大学教授施博尔（Kristofer M. Schipper）就曾在台湾收集得早期《过番歌》刊本。法国远东学院院长龙巴尔（DenysLombard）也曾于1989年到厦门、泉州、漳州一带调查，寻访《过番歌》的不同刊本和抄本。

目前发现的闽南《过番歌》有南安和安溪两种，内容大同小异，约有五种文字本，有民国初期厦门出版的歌书，也有中国学者80年代在福建安溪民间收集的记录，其中一种还是1983年新加坡一位安溪籍的林姓老人带回福建家乡的一本手抄油印本。

在新加坡，据说80年代安溪会馆还有一些老人会吟唱此歌谣，友人邹文学告诉我戏剧家郭宝崑生前也曾经让他听过这首歌的录音。

在“蓝海福建”展厅，展出的是一本1987年安溪民间收集的记录本，及一份新加坡的手抄本，但最有意思的还是现场播放当年那位新加坡安溪籍老人留下的吟唱录音。

老人以安溪方言缓缓吟唱，犹如说书的调子，娓娓道来，不急不慢，倾诉着质朴的故事，不加掩饰的感情，犹如人生起落的行吟，如此简单，却又如此幽微动人。

如诗般的行吟，让人想起千年前楚国大夫屈原满怀悲愤的泽畔行吟，是如何标志着知识分子九死不悔的追求精神；百年前《过番歌》的吟唱，表现的则是民间百姓寻求突破困境的不屈奋斗。

这些时代的记录，文字典雅或用语浅俗，都是人世最真切的性情，犹如青山巍巍，绿水长流，让人间有了不一样的光影和味道。

百年铭心迹

展厅里，我们把一系列体型硕大的长方形木匾额，一起以钢线吊起，展列在半空中，举首仰观，顿显气势凛凛，一片壮观，宛如层层群山，蜿蜒起伏，展现着传统文化深沉的力量和厚重的美感。

更重要的是这些古色古香的匾额，都是国家古迹天福宫里原来悬挂的文物。

天福宫是新加坡早期规模最大的华人庙宇，也是早年华社最重要的领导机构，庙里原有皇帝、官员、士绅、商家、民众等一代代人赠献的大量匾额，应是新加坡拥有最多19世纪匾额的古庙。

两年前我曾据旧资料整理，显示天福宫原有匾额的年代从1840年到1986年，前后有将近一个半世纪的积累。

1999年天福宫大装修，不知何故，过后仅一部分匾额重新粉饰后挂回庙里，有部分流散，幸好大部分为福建会馆收藏。

这次展出，我们特别从福建会馆藏品中精选多件匾额，全是1844年到1895年之间的旧匾，只有一件1953年“新”匾，可说是新加坡首次有这么多百年匾额集中一起展出。

展品中年代最早的匾额是1844年的“救世婆心”，早在天福宫落成不久就挂在庙里；另一件天福宫创办人陈笃生赠献的“泽被功敷”，原来悬挂于正殿上端最重要位置；还有牛车水安祥山命名人谢安祥之父谢宝荣所赠的“大道均感”，都是超过150年的文物。

而最重要就是刻有“会馆”两个大字的那一件贴金匾额了。

天福宫是早年华社领导机构，庙内创建石碑上就刻有“为我唐人会馆议事之所”，说明当时这里原称为“会馆”。还有一张早期黑白老照片，也可见到这件匾额早年确实就悬挂在天福宫内的厢房前檐。

可惜这件重要的历史匾额，上面没有刻署年款，无法确证其制作年代。

筹展时，我重新研究有关资料，发现那张显示这件“会馆”匾额悬挂在天福宫内的老照片，厢房里有上世纪60-70年代流行的铁制折椅，只能证明此匾70年代还在天福宫里。

但另有两项资料，却可以辅证此匾应该是19世纪中期所制作。

首先是一张旧黑白照片，显示崇文阁旁新建大楼上有“1913年福建会馆”字样，可见此时天福宫内的“会馆议事之所”已称为福建会馆（学者庄钦永认为福建会馆成立于更早的1882年），而这件匾额仍旧使用早期“会馆”原名，可见其制作年代必然更早。

其次，我对所有匾额形式作了比较分析，发现早期匾额边框都会有美丽的纹饰（有龙纹和花草纹两种），但约1882年以后纹饰就开始减少，而1915年以后的匾额基本上就没有这些纹饰。

这件“会馆”匾额的边框是早期的花草纹饰，形式及书法风格和1848年及1858年的几件匾额相近，故其制作年代至少可以推前到这段时间。我认为天福宫建庙10年后的1850年是个重要年份，竖立创建石碑及陈笃生赠匾和建大戏台都在这一年，故此匾额极可能是这一年所制。

因此，这件“会馆”匾额应天福宫建庙不久就已存在，距今至少已超过150年，是新加坡华社和宗乡组织一件很重要的历史文物。

这些百年匾额，能够齐聚一堂，实属难得，匾额上的文字，都是一代代先辈们最诚挚的心意和信念，犹如一片片百年心迹，一路走过岁月的沧桑，光影斑驳，灯火阑珊，依然坚守着自己的天地。

风雨传弦歌

展厅明亮的灯光，照着一件写有“诚毅”的匾额，一件刻有“光前学校”的铜钟，还有两件绿色的 “南大”琉璃瓦当和滴水，灯光相映， 熠熠生辉。

这是三件代表新加坡华社精神的历史文物，也代表了陈嘉庚、李光前、陈六使三位20世纪新加坡华社领导人物，他们都是推动新加坡教育事业的社会先驱，树立道德风范，备受敬仰，名垂青史。

第一件是陈嘉庚的“诚毅”匾额。

“诚毅”二字，是陈嘉庚一生为人处世的座右铭，意思是“诚以待人，毅以处事”。这是他在二战前为新创办的南洋师范学校所写的校训，纪年“民国三十年七月”，即1941年。当时因为中日战争爆发，南来教师减少，华校师资短缺，陈嘉庚决定筹款办校以自我培训教师，这件匾额就是该校开办前夕所写。

该校开办数月，新加坡就沦入日军之手。战后复校，改名南侨女子中学，1984年改为南侨中学，并于2012年成为培养双语学生的特选中学。

这件陈嘉庚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所写的精神匾额，安全渡过了二战烽火和日军劫难，战后一直保留在该校，作为校训文物，这是南侨中学第一次特别外借公开展览。

第二件是“光前学校”铜钟，曾是光华学校使用多年的校钟。“光华”学校竟会使用“光前”学校的校钟？为何有此“奇怪”现象？原来此事和李光前有关。

1953年福建会馆为解决二战后儿童失学问题，决定在芽笼创办一所新小学，因李光前捐赠建筑费用，会馆决定把学校命名为“光前学校”，但李光前却在给会馆的信上说“教育慈善均应为大众化事业”，不应以他个人命名，再三要求改名，最后才定为光华学校，体现了华社先贤无私的胸怀和道德高度。

这件铜钟应该是最初创校时已铸好，据说当年李光前争取得会馆同意改校名后，曾派人把学校招牌的“前”字摘下，但他显然不知道校钟刻的还是原名，无意中保留了这件“历史记录”。

这件别具意义的铜钟如今是光华学校保留的创校文物，这回是该校第一次特别外借公开展览。

第三组是两件“南大”琉璃瓦当和滴水。

陈列在展柜里的两件绿色瓦片，在灯光照耀下，显得晶莹青翠，绿意浓浓。瓦上的铭文，只有简简单单的“南大”二字，干净利落，却是动人心魄的两个字。

1955年陈六使领导华社创建南洋大学，登高一呼，万众响应，民众倾资兴学，谱写了新加坡和东南亚民间自发为子女争取最高教育机会的一部壮丽史诗。

这两件绿琉璃瓦当和滴水，就是1955年南大建校时，云南园内古典的八角凉亭屋顶檐端镶嵌的构件。

瓦当和滴水，是中国建筑的特色，具有装饰性和实用性双重功能。圆形的“瓦当”，又称“瓦头”，位于屋顶瓦片的头端，作用是保护檐头。“滴水”是两个瓦当之间的倒三角形瓦片，作用是引导雨水流下，它另有个美丽的名称，叫“垂珠”或“雨帘”。

1980年南洋大学走入历史，旧南大校园开始修建，除了拆除整座文学院和部分宿舍，云南园内八角凉亭屋顶的琉璃瓦，不知是否因为瓦当上有 “南大”铭文，也全被更换，拆卸的琉璃瓦片，散落一地。

这两件完整的瓦当和滴水，就是当年在云南园拆卸现场的友人从破碎瓦砾中捡得，当时就赠送给我和同学潘正镭，一直收藏迄今。

这两件琉璃瓦，静静在云南园里度过了25年的非常岁月，见证了那个激情燃烧的时代，体验过一次次的黑夜和黎明，更经历了数不清的风风雨雨。但在它们略见剥落的身上，结实的“南大”二字铭文，却始终凝聚着一层厚重的历史沉积，折射着一种文化的信仰和精神。

在灯光下，绿色的“南大”琉璃瓦，依旧闪闪光芒，仿佛每一点都亮着同一个梦想的方向，标志着生命的颜色，因燃烧而精彩，因理想而永恒。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弦歌不辍，薪火相传……

从当年吟唱的《过番歌》，到云南园里传承的悠悠弦歌，传唱的都是一样的希望，是寻求突破困境的不屈奋斗，是九死不悔的追求精神。

如此真实的生命之歌，有如人生一些不变的情感，可以远去，却不应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