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柯木林

过去一般学者，都以1854年创设的“萃英书院”为新加坡第一间有籍可查的华人共同设立的教育机关。可是，当1971年初，年青学人李业霖受托为香港中文大学进行搜集星马两地的华文碑铭时，又发现了一间比萃英书院更早设立的书院。这项发现，为新加坡华文教育史提供新的资料，贡献殊巨。

这间书院，名叫“崇文阁”，在直落亚逸街天福宫的左殿，建于道光廿九年己酉（1849年），较萃英书院早5年。创办人是当年福建帮的领袖人物陈巨川。大概因为该阁是建筑在庙宇的旁边，有碍发展，所以5年后，他又领导同人捐款，购地，在厦门街倡建萃英书院，成为开埠初期华族社会另一作育英才的场所。

事实上，新加坡的教育起源很早，只是当初尚未有正式学校的建立。华人一向认识教育的重要，为子弟设置就学之所，是华族的优良传统。我们从外人的笔述中，可以看到那时的华族社会，已经有好几间蒙馆的活动。如德国传教士汤生牧师（Rev. G. H. Thomsen）在1829年的报告中指出，其时甘榜格南（Kampong Glam）和北京街（Pekin Street）一带有数间粤语及闽语的私塾性质的学校。随着社会的进展，各族人民的努力奋斗，新加坡在19世纪50年代已奠定了繁荣的基础。那些早年处于萌芽阶段的华教，在此时茁壮发展，是理所当然的。崇文阁与萃英书院，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条件下，诞生了。

崇文阁与萃英书院内立有石碑，记载建院的经过，因此给我们保存了一些早期华教的珍贵史料。从这些碑记中，我们看出一个特点，即：捐金兴学的人士，都是当年福建帮显赫一时的领袖人物，而且多数是从马六甲迁徙过来的移民，他们的名字曾重复地出现在恒山亭、庆德会、天福宫和保赤宫的碑碣中。这正说明了那时福建帮的财势与人力，都远在其他各帮之上。

我们知道，新加坡开埠初期的华族社会是和马六甲分不开的。从那边来的移民，大部分是下一代的侨生，他们已经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国际关系，掌握时机来开辟新天地，当然比从各地来的零散移民群占更优越的地位。19世纪初叶新加坡福帮领袖多是马六甲的移民，正是这个原因。马六甲的教育，也有其历史渊源。根据一份于1818年至1820年在马六甲出版的教会季刊Indo-Chinese Gleaner所提供的资料显示，1815年时，马六甲已有9间华文私塾学堂，学生不下150名，可见19世纪初叶马六甲的教育已相当发达。马六甲的移民到来新加坡创办书院，正是继承了这个历史传统。“萃英书院碑文”上所镌勒的：“……他日斯文蔚起，人人知周孔之道，使荒陬遐域，化为礼义之帮。……”，正说明了这批南来移民的宏愿。

必须指出的是，在“兴建崇文阁碑记”中我们发现总理佘有进捐金二百元。佘有进是潮帮的领导人物，他之热心于福帮人士的教育事业，反映了华族社会的上层，在一定程度上突破方言群界限。这或许是由于他们平日在社交商业上有所接触的缘故。

崇文阁的建筑物在天福宫的旁侧，反映了早年华族庙宇与文教事业的密切关系。事实也是如此。“保赤宫”之于“保赤学校”，“广福古庙”之于“广福学校”，都是很好的例子。至于座落在厦门街的萃英书院，则可看出这里是当年人文荟萃的密集地带。崇文阁内祀拜“梓潼帝君”，萃英书院崇祀“文昌帝君”与“紫阳夫子”。这些都是旧中国的文化神，正说明了华族社会的宗教观，是复杂与多样化的。

崇文阁在光绪十三年（1887年）由巨川哲嗣陈宪章捐巨金重修。萃英书院也由他扩建，其子若锦（巨川之孙）更秉承先志，从而宏大之。提倡文教，替海外迁民奠百年之丕基，卓识远见，楷范后人。巨川家族，竟能致力教育事业，历之世而不衰，实在难能可贵。

崇文阁和萃英书院，其性质一如中国的学塾，中国学塾，大致可分为三种：一种是有钱人请教师到他家去教子弟，这叫做教馆或坐馆；一种是教师自己在家设学，这叫做家塾或私塾，此外还有一种地方上出钱请教师在一个公众地方设塾，招收那些家境贫寒的子弟，谓之义学或义塾。崇文阁和萃英书院，都是属于这一类。所以，座落在厦门街的萃英书院，为了这个书院，厦门街至今尚给附近的人叫做“义学口”呢！

早期的华校课程仍是沿习旧中国传统，教的不外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以及四书五经之类，此外还兼习书法与珠算。教师则是一些落第秀才，江湖庸医及算命先生之流，藉教学以糊口，凭戒尺以慑服学生。其时两种语文教育政策尚未实施，因而往往造成“教华文者，不能兼攻西字，教西学者不能兼授华书，各执一偏”（《叻报》，15-4-1893）。侨领颜永成（也是马六甲移民）为矫正时弊，于1893年创办“英华义学”于直落亚逸街（后改称“颜永成义学”），希望中英并重。然而，由于殖民地政府有意提携英教，原定计划未能成功推行，后来该校乃变成纯粹的英校。

崇文阁后来改为“崇福女学校”，萃英书院足足维持了一百年的悠长岁月，也在1954年并入福建会馆所主办的四校，年前已完成重修工作。相信，这两间代表华人致力文教事业的古老建筑物，将会继续存在，作为新加坡历史的见证人！